医疗垃圾令人生畏
垃圾令人生厌，而跟“医疗”搭上的垃圾则更令人生畏。因为它们很可能会成为传播病菌的源头。在国外，医疗垃圾被视为“顶级危险”和“致命杀手”，而我国的《国家危险废物名录》也将它列为
1 号危险废物。
5 月中旬，记者在广州、北京两地就医疗垃圾问题进行采访，听到了许多匪夷所思的故事，也目睹了不少令人欣慰的事实。医疗垃圾去向令人忧据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负责人介绍，目前在我国，医疗垃圾有三个去向：一是医疗单位自己设焚烧炉焚烧；二是承包给私人或外单位焚烧；三是堆放在医院围墙外，或直接混入生活垃圾中运输、填埋。这三种做法，无论哪一种都不能有效地进行无害化处理。调查资料显示，我国各地医院所建的焚烧炉，大都是小型焚烧炉，且工艺简陋，没法对成分复杂的医疗垃圾进行无害化处理，其炉温只能达到
500℃；可只有 800℃以上才能有效、充分地燃烧，所排放烟气中的致癌物质二英含量才能符合标准。许多承包处理医疗污物的私人或单位，出于降低成本的考虑，一般只是简单焚烧了事，根本不可能达到环保标准。混入生活垃圾的医疗污物更让人触目惊心：武汉发现生活垃圾区混有注射针管、药、输液器，带有血迹的纱布和腐烂的包扎带，甚至还有残胳膊断腿。这些与生活垃圾混在一块的医疗垃圾，对拾荒者和垃圾场附近居民的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胁。拾荒者中的村民可能将其中的食品拣回去喂猪，猪长大了进入食品市场，污染就这样进入了我们的食物链。
西安一废品收购站有位女士，不幸因医疗污物染上了性病。据她透露，收购站中的一些废品被加工后重新做成医疗用品，又卖回了医院；一些一次性注射器和输液器流入到不法商贩手中，被制成儿童玩具兜售或卖回医院。最近几年，各种一次性输液器事件、带血棉纱做棉被事件、固定肢体的石膏点豆腐蒸馒头事件已经数不胜数。出路究竟在哪里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业内人士说，尽管环保部门和卫生部门都对医疗垃圾的处理作了明文规定，但具体由哪个部门负责却谁也说不清楚。从行政上看，医院归卫生部门管，上有卫生部防疫司、医政司、全国爱卫会，下有卫生局防疫站、各省市爱卫会。看似大家都在管，实际上呢，管的人太多了，反而谁也不好管。中国科学院的一位研究员认为，部门责任不明确是有些单位有章不循、有法不依的重要原因。环保局是污染管理部门，对卫生防疫不清楚，有焚烧炉的检查冒的烟是否符合规定，没有焚烧炉的反而管不了了；环卫部门是只要交钱，就只管把垃圾运走，也不管什么医疗垃圾。
此外，处理技术也是一个瓶颈。医疗垃圾是复杂的混合物，其成分、水分等特性随时间、地点的不同而变化。与污水、废气、生活垃圾相比，其处理难度更高。目前在世界上应用最为广泛的是焚烧。这种技术还存在一些问题，其操作、测试监控都很复杂，后处理设备不完善还容易引起新的大气排放问题。对此有关专家认为，医疗垃圾的处理应考虑利用成熟的复合型技术，大规模处理。
国家环保总局的有关人士在接受采访时说，传统对环保业的认识是仅仅把它作为公益事业，完全由国家来管，政府部门死死地用行政命令来处理所有过程——投资、运行等等。由于不计成本，国家和企业都付出了极高的代价。
应该引入市场机制，让污染治理走产业化、市场化、专业化、企业化道路。环保是微利行业，政府要为之营造市场空间，建立配套的优惠的政策体系。比如，在收费政策上，要确立“排污者付费、治污者收费”的原则，调整利益分配，使治污者有利可图；在税收政策上，对不利于环保的行业征收高税率，对环保行业实行低税率或零税率；金融、财政、融资等方面的政策也都应支持环保业。这样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。
而且，据专家分析，我国医疗垃圾的处理已达到产业化的规模。人口 400 万以上的省会级城市和大城市，病床床位在
2 万个以上，按每日每床排放 1 公斤计算，医疗垃圾每日便多达 20 吨，完全可以建立大规模的垃圾处理站。
在这方面，广东省较早地进行了尝试，并且取得了日益明显的环保效益和社会效益。在 1996
年，省政府直接拨款成立了广东生活环境无害化处理中心。广东医疗污物处理站作为该中心的第一个项目，建立了一种利益驱动机制。集中处理所需的费用最初按照政府出一点、医院出一点、病人拿一点，三点并一点的原则征集。起动之后，运行所需资金不再需要政府担负，而是依靠病人每日每床
2 元钱就得以解决。
广东市卫生局有关负责人认为，这种集中处理模式避免了重复建设所造成的财力浪费，同时也降低了治理成本，堵住了医疗废弃物“回流”害人的源头。它的成功运行，无疑为医疗垃圾的处理，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思路。
|
